淮安与漕运渊源颇深，从吴王夫差修筑邗沟，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元明清时期大运河南北贯通，淮安一直处于漕粮中转的中心位置。明清时期，淮安设立漕运总督部院，奠定了其交通枢纽地位，推动了淮安经济的繁荣发展。
专门设立漕运机构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南从扬州邗江筑城穿沟，开挖北至楚州（淮安）末口入淮的邗沟。此后，魏文帝开挖山阳池。隋朝都城长安虽处关中平原，但所产粮食不能满足都城需要，必须通过漕运从远离关东、江淮富庶地区调运粮食、物资。隋开皇四年，文帝下令开凿都城通往关东、江淮的运河，并重开已淤塞的邗沟，以利于漕运，淮安从此成为运河漕运的重镇之一。
隋炀帝从大业元年至大业六年三月，炀帝令能臣名将在历代修筑各段古运河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加以疏浚、改建和扩展，“又发淮南民10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江口”，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我国南北，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顺流而下，由扬子入江、江南河组成的运河水系，使我国运河工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把水道漕运推向鼎盛时期。同时，对邗沟故道进行全面疏浚整理、拓宽加深，全长约300余里，水面宽40步。邗沟成为沟通江淮南北水道漕运的枢纽，由此富庶江淮及长江下游金三角的粮食、物资，将通过水上漕运，源源不断运往京都洛阳。
明清两代，贯串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而淮安因地处大运河中部的淮河、大运河交汇口，成为天下交通的枢纽，淮安地位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走向繁荣，成为了京杭大运河的重镇。明初，太祖帝朱元璋定都南京，曾设漕运司，命武职大臣为漕运史，督理海运漕政不久即废。
明永乐元年，成祖帝朱棣始派亲信重臣平江伯陈瑄任督运总兵，驻节淮安，专门治理漕务。永乐十三年，陈瑄着力治理运河与淮河交汇口，从淮安城西管家湖至淮河鸭陈口，开河引湖水入淮通漕，并修建了4座闸。永乐十五年，又移至东南建板闸，从此漕船至淮安免除了过坝、渡河之苦。洪熙元年，朝廷命漕运总兵开府淮安，并加“镇守淮安”的职衔，又称镇守淮安总兵。景泰二年，因漕运不济，朝廷在淮安设立专门机构漕运总督部院，并任命“素有才望”，以都察院副佥都御史王竑为首任漕运总督之职，驻于淮安，统领漕政。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对漕运的管理，掌管着长达1700余公里水路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归其管辖，运河沿线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听其调遣；另一方面提高了淮安府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
漕运总督部院地位
淮安地处南北水运枢纽，东西交通要津，独特地理位置使得淮安成为了中央负责漕运的派出机构——漕运总督部院所在地。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故
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续纂山阳县志》又载，当年“漕都居城，仓司屯卫，星罗棋布，俨然省会”，“夏秋之交，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漕业之盛可窥一斑。
清代，朝廷一年财政收入约数千万两白银，其中通过漕运征收就达70%左右。古老的大运河已成为支撑封建王朝政治和经济
的动脉，而淮安则成为维系漕运伟业的心脏。漕运给淮安经济和文化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河、漕、盐、榷、驿”成为淮安城市发展的五大柱石，漕船制造、关税征收、淮盐集散、物质交易等方面，对淮安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淮安已成为中央政府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国税征收中心和淮北盐集散中心。
明万历七年，漕运总督加兼管理河道。从山阳（淮安）县城至清江浦三十余里，除总督漕运部院、淮安府署、山阳县衙外，先后设有：漕运镇守勋爵总兵衙门、漕运镇守参将衙门、漕储道参政衙门、淮海道衙门、漕运刑部主事（员外郎）衙门、两淮盐运司批检所、淮北盐运分司署、淮安钞关衙门以及淮安府清军贴堂同知衙门、山清河务同知衙门、淮安府海防同知衙门、淮安府东河船政同知衙门、淮安府通判衙门等，衙门总数竟达20个之多，为全国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所在地所罕见。清王朝建立以后，除继续在淮安设漕运总督署外，康熙十六年，又把河道总督府从山东济宁移置到淮安府清河县。
漕运总督署是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设在山阳（淮安府治所）。漕运总督署的最高长官为总督，官秩从一品，总督署的机构庞大，文官武校及下辖官兵有两万余人。河道总督署负责督办全国黄河、运河堤防、疏浚工程等，最高长官是河道总督，官秩从一品或正二品。当时，全国行政区域划分有九个总督府，而淮安一地就有两个总督府，故时有“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称。其中还没包括明嘉靖中业到清乾隆二十四年设立的，曾驻河下（府城西北关厢）的盐运分司等机构。因而，大批的理漕官吏、卫漕士兵、从漕杂役，甚至装卸搬运漕
粮的工人等都依此为生。围绕着漕运形成了一支巨大的“文武兵吏”队伍。这支队伍过于庞大，以致抱怨丛生。明朝灭亡后，漕军继续在清代漕运中发挥作用，每一卫所之下分成若干帮，每一帮有漕船约五六十艘。至清代后期，全国共有漕船118帮、6283艘。
从总督部院及其周边建筑能看出其中的等级关系。淮安城的官署几乎都集中在旧城（老城），而且大都盘踞在高大、空间开阔地段。漕运总督署是府城中品秩最高的机构，坐落在旧城正中，面朝南城门楼（镇淮楼），处于丁字交叉的大街口。屋宇高大雄伟，且是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尽管府城周围几百年来因黄河夺淮水患连连，地势年年增高，部院旧址仍然高出其宅地方很多。在总督部院的周围，北有府衙，西南是县衙，东南有府学，西邻县学，各衙门环拱前后，作众星捧月的态势。这些建筑都处于地势较高的地段，凸显出官僚队伍在淮安的地位。
历代封建王朝对漕运总督遴选都很慎重，其人选多为勋臣世爵。明清两代，就任淮安漕运总督计262任，其中，明代为122任。清代140任，其中不乏名流俊杰，他们为漕运事业和民族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以独特风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有治漕成绩卓著受到世人赞誉的，如有为官清廉得到世人拥戴的，三督漕运的“青菜陶”陶琰；“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也有坚持操守为明王朝举家捐躯的朱大典以及壮烈殉国的史可法。这些名垂史册的漕运总督，在漕运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任岁月如何变迁也不能使其褪色。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爱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舍生取义等优秀品质，是留给淮安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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