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邓小平历来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曾先后多次对安徽的农村改革发表谈话，表示肯定和支持。虽然安徽的农村改革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但最终取得成功，并在全国全面铺开。
可以这样说，没有邓小平的坚定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安徽的农村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邓小平赞成安徽推行“责任田”，并明确表示：“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方，可以采取各种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初，为克服“左”倾指导思想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倒退和生活困难，安徽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简称“责任田”。“责任田”的试行增加了粮食产量，大大缓解了“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局面，但它不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因而“责任田”遭到了斥责和扼杀。
在围绕“责任田”的争论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对“责任田”持肯定和支持态度。1962年6月，中央书记处在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的汇报时，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是单干，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占一半，邓小平最后表态说：“在农村生产困难的地方，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赞成安徽的做法。
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接见共青团干部时，邓小平多次讲到在农村广大地区出现“责任田”的新情况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可以使它合法起来嘛！”
安徽省委颁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六条规定”，邓小平再次给予热情的肯定，并说：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安徽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变贫困落后的农村经济，省委下发了《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这“六条规定”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所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六条规定”的下发，受到了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农村形势迅速好转。
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下发的“六条规定”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在出访途中路经四川，向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推荐，并说：我们现在需要有些新概念，不能老是原来的老框框。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是在老概念中打圈子。
安徽推行“大包干”，有的说：“这不仅倒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倒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邓小平强调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78年，安徽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而此刻正值刻不容缓的秋收时节，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大片土地将被抛荒，来年的午季庄稼就会颗粒无收。如何摆脱贫困，度过这百年不遇的特大旱荒？不仅农村干部发愁，省委也忧心忡忡……
为了战胜旱灾，中共安徽省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与其撂荒，倒不如借部分土地给农民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一些秋季作物以度过灾荒。于是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度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割时不加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这个为战胜自然灾害而作出的决定，成了引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产生的“导火线”。
不久，安徽有不少县出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户。其中来安、肥西、凤阳等县在全省较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地区粮食大幅增产。
包产到组的形式刚刚在一些地方扎根发芽，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指责和批评。至于小岗生产队和肥西县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更是不敢对外公布，“大包干”被认为不仅倒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倒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
6月初，万里乘车前往凤阳视察。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万里听后，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随即，万里又去了肥西，他发现，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麦子都长得特别旺盛。
从农村回来不久，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于是，万里回安徽后，以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有人在报纸上对我们的新办法作了批评。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然而，事情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1980年1月中下旬，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安徽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经营落后地区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争论。
这次会议之后，出现了对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进行公开批判，指责包产到户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宪法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这种有“来头”的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对安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引起了省内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分歧。
就在反对之声四起的关键时刻，1980年4月，邓小平亲自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等人谈话，指出：国家对边远贫困地区的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可以实行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包干到个人，并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交书记处讨论。5月，邓小平又公开发表谈话：“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彻底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为农村改革增添了动力。到1984年安徽全省已基本上全面实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以安徽为源头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大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使全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来源：中安在线网站)